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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臭治理精准化之路:技术溯源、制度完善与民生目标的协同攻坚

发布时间:2025-10-17 09:44:15

近年来,全国恶臭异味投诉规模呈波动下降态势,但在业内专家看来,“居民投诉集中、涉事行业广泛、污染组分复杂,而有效监管手段不足、高效治理技术匮乏” 的 “三多两少” 困境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。从污染溯源的技术攻关到治理体系的制度构建,从企业成本的合理平衡到重点行业的专项整治,我国恶臭污染防治正加速向 “精准化” 转型,然而多重梗阻仍待突破。


投诉量趋降但占比高企,生活源成治理新挑战

来自 “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” 的数据显示,2021 年至 2024 年间,全国恶臭异味相关投诉量始终维持在 5 万至 6 万件区间,并呈现缓慢下降趋势。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恶臭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亘对此解读称,这一变化得益于国家对恶臭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,加之多数恶臭物质属于挥发性有机物(VOCs)范畴,随着我国 VOCs 治理向纵深推进与精细化升级,部分恶臭问题得到了协同解决。


但 “数量回落” 绝不等于 “风险消除”。从投诉结构占比来看,近四年间,恶臭异味投诉占全国环境问题总投诉量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20% 以上,在大气污染相关投诉中更是超过 40%。作为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环境问题之一,这类污染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、经济活跃的城镇区域。


王亘进一步分析指出,恶臭异味污染的 “瞬时性” 与 “局域性” 特征,使得监测数据与群众实际感知之间存在明显 “时差”—— 往往监测人员赶赴现场时,异味已消散无踪,难以实现及时采样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我国现行恶臭标准已实施三十年,早已无法适配当下复杂的污染防治需求,标准认定与民众实际体验的 “温差”,导致了企业排放达标却仍让群众闻到异味的 “达标扰民” 现象,显著增加了治理难度。

行业投诉结构的变化更凸显了治理新难点:工业源虽仍是主要投诉对象,但其占比已从 2018-2021 年的 49.1% 降至近四年的 33.1%;而以餐饮油烟、垃圾处置为代表的生活源投诉占比则从 16.4% 飙升至 30.6%,成为亟待破解的治理新课题。“生活源治理的难点在于‘近’与‘散’。” 王亘坦言,这类污染源单体规模小但紧邻居民生活区域,而高效治理技术成本偏高,众多小型餐饮商户难以承受。


以餐饮油烟治理为例,如何实现低成本与高效能的平衡,在企业经济承受力与民生环境需求之间找到契合点,成为当前攻坚的重点。对此,复旦大学教授张仁熙提出了 “双目标平衡” 的治理思路。“若单纯依靠高温焚烧技术,理论上能彻底解决异味问题 —— 只要温度足够高、焚烧时间足够长,污染就能消除,但这种方式既不现实也不经济。” 张仁熙指出,高温焚烧不仅成本高昂,还可能引发二次污染与碳排放超标等新问题。在他看来,治理工作需兼顾 “行业目标” 与 “百姓目标”:从行业角度,要以 “双碳” 目标为导向,为企业设计 “用得起、能长效运行” 的工艺方案与运维体系,避免环保投入成为企业负担;从民生角度,则需通过深度净化与全链条管控,让 “无异味” 的实际体验落地,而非仅停留在 “数据达标” 层面。重庆两江新区的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思路,当地采用湿法冷凝油烟净化设施,无需高空排烟管道即可实现排放稳定达标,既降低了企业改造难度,又有效化解了居民投诉。


数据库破解溯源难题,智能技术赋能精准治理

“目前恶臭异味排放的底数仍不清晰,治理多依赖群众投诉发现‘点上问题’,只能采取‘发现一起、处置一起’的被动模式,难以实现源头防控。”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的话点出了治理痛点。恶臭异味来源涵盖畜禽养殖、垃圾处理、化工、橡胶、塑料、餐饮、食品加工等 50 余个行业,不同行业的致臭物质成分迥异,若无法实现 “底数清、溯源准”,陷入 “知其臭而不知其源” 的困境,精准治理便无从谈起。


“恶臭污染不能搞‘一刀切’式监管,必须按行业、分类型深入研究治理规律。” 一位业内专家指出,当前治理工作尚未聚焦具体行业开展专项攻坚,这也是多年来治理成效未能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。

如今,这一困境已出现破解曙光。王亘介绍,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历经十余年攻关,依托多项国家重点科技专项,累计对 55 个行业、2100 余种物质进行测试分析,建成了契合我国污染特点的 “多维度气味数据库与智能分析平台”。该平台整合了 1401 种物质基础数据、20 个行业排放特征、107 项标准政策信息及 7 类感官评价数据,可实现异味 “身份识别”“因子锁定”“来源定位” 的全链条支撑。


“发现异味后,只需在平台中检索气味特征,就能快速匹配可能的致臭物质及对应行业线索,大幅缩小执法排查范围。” 王亘解释道,借助 “气味指纹图谱” 技术,平台能实现污染源的快速锁定,同时为科研人员改进监测设备、企业优化净化工艺提供数据支撑。未来,实验室还计划引入深度学习算法,研发 “恶臭智能体”,进一步提升溯源与治理效率。这种多源数据融合的治理思路,在宁波市慈溪市的 VOCs 管控中已取得成效,当地通过整合多渠道数据实现污染热点精准识别,为恶臭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路径。


除了技术溯源,制度性管控同样重要。柴发合建议,应系统分析区域内恶臭污染投诉的重点来源与核心区域,依据企业产排污强度、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及投诉频次等因素,建立污染排放单位分级管理台账。通过 “一企一档” 模式,明确重点企业的生产工艺、排放环节、污染特征、致臭因子、治理技术及管理措施,推动各行业全面整治。重庆两江新区已率先实践这一模式,建成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系统,为商户建立信息化档案并实施动态评级,实现了 “一店一档” 的智慧监管。


长效治理机制构建:标准、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攻坚

针对现行恶臭标准滞后的问题,近期传来利好消息 —— 为更好满足群众对清新环境的需求,恶臭污染相关国家标准修订工作正加速推进,有望解决 1993 年版标准适配性不足的问题,为精准治理提供科学依据。

但标准完善只是治理的第一步,第三方监测数据造假问题已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突出障碍。业内专家透露,部分所谓 “达标扰民” 现象,并非企业真正实现达标排放,而是第三方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所致。“曾在检查中发现,某机构一天内需完成 7 家单位 192 个臭气浓度样品的分析,按规范要求这些样品需在 24 小时内完成检测,其实际分析能力明显存疑。” 专家举例说,经核查确认,该机构为缩减成本,仅对每个点位的首个样品进行实际检测,其余样品均凭经验主观判定结果,导致监测数据完全失真。


破解执行层面的乱象之外,顶层制度设计更是长效治理的核心。柴发合提出两项关键建议:一是将恶臭污染防治纳入正在编撰的生态环境法典,从法律层面筑牢治理根基;二是构建 “国家 — 地方 — 企业” 三级行动方案体系,由国家明确总体方向、地方制定适配措施、企业细化应对路径,形成上下联动的治理格局。


标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更为关键。柴发合指出,当前质量标准、排放标准、管理标准、监测标准相互割裂的 “碎片化” 现状必须打破,需整合形成协同统一的标准体系。“正如 2012 年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时,将 PM2.5、臭氧 8 小时浓度纳入考核指标后,才推动各地下定决心攻坚,最终取得显著成效。” 他强调,完整的恶臭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不仅是技术支撑,更是凝聚治理共识、推动各方落实责任的 “指挥棒”。

尽管方向已然清晰,挑战仍不容忽视。业内专家坦言,当前恶臭考核评估仍存在技术短板 —— 臭气浓度检测仍依赖人工感官评价,在线监测数据与实际嗅觉体验存在偏差,而完全依赖人工现场嗅辨又不具备实操性,导致管理工作 “缺乏抓手”。


这意味着,恶臭污染防治既要持续完善制度体系、突破技术瓶颈,更需在 “感官体验与数据标准衔接”“人工监测与智能技术融合” 等关键领域深耕细作。从重庆大渡口区为老旧小区公共烟道加装 “铁帽子” 式净化器实现 98.9% 去除率,到两江新区通过智能监控平台实现油烟精准管控,各地的实践探索正为治理提供新路径。唯有如此,才能真正实现 “还百姓清新空气” 的民生目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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